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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科大,低调的牛校(2)  

2016-07-04 21:01:53|  分类: 自在飞花轻似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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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出身

主席台下,胡伟武有点忙碌。他想借一件学位服,希望能够在一会儿拨流苏的环节和女儿一起上台,经历这个仪式。胡伟武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,2002年,他曾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一号,终结了中国计算机产业“无芯”的尴尬历史。

25年前,胡伟武毕业于中国科大计算机系,今天是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的。当年他毕业的时候,只在系里拍了一张合影,也没有学位服可穿。“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,如今我的女儿也是,我很骄傲。”借到学位服的胡伟武很兴奋,在典礼快要结束的时候,他和女儿一起走上主席台。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给他扶正了流苏。“我们现在是两辈科大人,争取出第三代科大人。”他冲着许武许了个允诺。

请知名校友上台演讲是毕业典礼历年的惯例。2011年,胡伟武被邀请为演讲嘉宾。他还讲述了一次经历。在北京中关村,有个路人问他“到科大怎么走”,他很诧异地告诉问路人,科大在合肥。后来他发现,原来对方问的是“北科大”(北京科技大学)。胡伟武又一板一眼地纠正问路者,“科大”特指中国科大,其他科大不能简称为科大。

胡伟武的女儿到科大上学有些偶然。

有一次聊天的时候,胡伟武听许武讲,学校少年班学院开设了创新试点班,高二的学生可以来报考。他便想到了在清华附中读高二的女儿。胡伟武回到家跟女儿提起这件事情。一直将清华视为目标的女儿很是不解,“科大再好,能比清华好?而且,合肥那么偏远。”

胡伟武最终还是说服了女儿,他对她说,大学几年是她“系统性读书的最后机会”。 “我在这个圈子里,知道哪个地方适合读书,学风怎么样,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。科大是读书的地方。中关村附近有太多诱惑,有各种创业公司,可能也有各种机会。但本科的时候,还是安心打下扎实的基础好。”

胡伟武带的学生大多来自清华、北大和中国科大,他习惯于去分析每个学生的特点。“如果说,清华、北大的学生把傲气写在脸上,科大人则把傲气写在骨子里,埋头苦干,不受干扰。”也因为此,胡伟武曾总结过,科大人很多是“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,而不是名人高官”,他的同学就是这样:没有位高权重的“大官”,但有很多重要研究所和企业的室主任、科研骨干等。

胡伟武的观察,符合中国科大的出身和气质。

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科技大学,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“两弹一星”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后备人才。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,一场以原子能、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,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蓬勃兴起,并向世界辐射。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,总体科技水平很落后,科研机构只有三四十个,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人左右。在这些尖端科学领域,国内更是一片空白,科技战线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。而当时的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人才,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国家的需要。

1956年,中共中央发出“向现代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并制定了《1956~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》,明确提出,“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应该重视高级科学干部的培养工作,并不断为各产业部门输送新的高级科学干部。”“尤其在力量缺乏、急需发展的学科,如果研究所高级科学干部都同时负责高等学校的教学任务,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的矛盾。”

1958年5月9日,中科院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递办学报告。聂荣臻随即向周恩来汇报,并获得总理首肯。6月2日,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后,亲笔批示:“决定成立这个大学。”

从开始筹办到成立中国科大,只用了三个月左右时间。学校选址在北京玉泉路,首任校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这所由中央决策创立的学校,第一批学生累计1600多人,学校的基本设施明显不够用。于是,一路之隔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将几栋宿舍楼腾出来,给中国科大作为学生宿舍楼。

也就是在这一年,刚刚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、到中科院数学所报到不到一星期的史济怀被调到中国科大,理由是补充师资力量。

1958年9月20日,史济怀到中国科大报到,这天正好是中国科大的开学典礼。郭沫若正在作演讲,他将中国科大的校风概括为“勤俭办学,艰苦朴素,红专并进,团结互助”,要求同学们“继承抗大精神”。

郭沫若将他要传递的精神写在了中国科大校歌《永恒的东风》中,最后一句是“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”,后来,周恩来改了校歌中的两个字:把歌词中“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”中的“建设”改为“事业”。

郭沫若在致辞中说:“我们的学校是新建立起来的,前无所承,缺乏经验,这是我们的缺点,但也是我们的优点。毛主席说过:‘一张白纸,没有负担,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,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’我们的学校如果可以说是一张白纸,就请把它办成最美的学校吧!”

新成立的中国科大秉承“全院办校、所系结合”的办校方针,设置13个系,由中科院各研究所的所长来任系主任,所培养的学生也是要输送到中科院各院所。这所学校聚集了当时国内各科技领域的精英泰斗: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、数学所所长华罗庚是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、生物物理所所长贝时璋则为生物物理系主任……

在当年的力学系大会上,钱学森在宣布聘任教师名单的时候,曾高声说,“我把科学院的‘大炮’都给你们调来了!”教普通物理课的是物理学家严济慈;教高等数学的是195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吴文俊;为大二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的则有钱临照。

史济怀当时还是数学系的助教。他记得,作为系主任的华罗庚经常告诫学生不要好高骛远,要一步一个脚印。“华先生经常说,做学问必须从1、2、3到N,再到无穷,也就是说,你连一维的事都没有搞清楚,就不要去搞2维3维的,等2维3维懂了,再做N维的,然后再去做无穷论。”华罗庚还教导学生们:书要越念越薄,不能说只是念过书,而是要变成自己的东西。

在精英教育的理念下,中国科大将本科生的学习年限设置为5年,当时全国仅有两个五年制大学,另一个是清华。

在史济怀到达中国科大的第二年,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大便和北大、清华等另外15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被列为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。


南迁之路


然而,中国科大之路并不平坦。

“科大能够走到今天,是历经磨难的。它付出的艰辛远比其他大学大。”全国政协原副主席、中科院院士、生物物理学家王志珍毕业于中国科大,这位重量级的校友认为,“科大现象”值得研究。“历史会证明科大是一所因创新而存在的大学,她在中国教育史上,她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,历史会做出正确的评价。”

南迁,是中国科大遭遇的一次巨大磨难。

1969年末,“珍宝岛事件”致使中苏关系紧张。出于战略考虑,一纸疏散令,让北京的高校开启了下放的征途。中国科大的搬迁是所有高校里最彻底的。为了方便学校搬走,在玉泉路的大门口甚至专门修了一条铁轨。“出门就上车,一火车就把行李家当全部拉走了。”史济怀回忆说。

史济怀清楚地记得,学校从北京迁到合肥、落脚合肥师范学院原址的情形。搬迁使得设备损毁惨重,实验仪器、固定资产损失三分之二。“学校小,很多书籍、资料、仪器都在露天裸露着,学校挨着农田,农民在这里放猪、放牛,就像个牧场。”一个老校友还记得,当时,想要买个合适的螺丝钉、螺丝帽、铅丝,都得出差去北京、上海。

更大的损失在教师队伍上,当时,教师约流失50%以上。原来在中国科大任教的中科院院所的老教授大都留在了北京,跟来的多是年轻人。史济怀说,“下放前,数学系有100多名教师,下放后教授只剩了2人。”资料显示,到1977年底,中国科大也只有正教授8人,副教授10人,讲师126人。

中国科大东校区有的宿舍楼和教学实验楼,甚至是当年由一批老科学家们带着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助教、讲师建砖厂,自己动手烧砖盖起来的。这些“泥瓦匠”里面不乏陈希孺、钱大同、邓伟廉、徐家鸾、李先予等后来的科学大家,因此,他们又被戏称为“史上最牛烧砖工”。

师资的严重不足,使得中国科大一度危在旦夕。1972年至1973年,中国科大开始着手从全国各地调集毕业生回校工作,并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。后来,校史上将其记载为“回炉班”。

当时的中国,正处于文革中后期,各大高校都不敢在抓教学和科研方面轻举妄动,中国科大的决定无疑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。史济怀就负责给这群人上课。“有人来造反,他们在学校贴大字报,说如果‘回炉班’办下去,就把我们赶出学校。我说,你们造反,我就走;你们走了,我再来。”

这批火线培养的教师队伍,充实了中国科大的教学力量,学校也由此开始有了自己的教师队伍。这一段特殊的经历,也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大迅速崛起并走在教学、科研前列的基础。而当时,其他高校在文革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,依然处于瘫痪状态。

文革结束后,和中国科大同一时期外迁的农大、林大等高校相继回京。中国科大也曾多次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迁回北京,华罗庚、严济慈等都曾为此出面。然而,中国科大的返京申请一直没有得到批准。其中一个原因是,中国科大原来的玉泉路校区被其他单位占用。

1977年,回京无望的中国科大提出了“扎根安徽,把科大建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”的发展方向。

中国科大的老北门内,有一条通往第一教学楼的路,两边栽满了樱花。现在,学生们都称它为“樱花大道”;而原先,它叫“玉泉北路”——成为中国科大对那个回不去的地方的深深思念。

1978年,全国科学大会举行,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口号更是深入人心。以“培养科技英才”著称的中国科大迅速走上了恢复发展和再次崛起的新征程,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研究生院,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。同年,中国科大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少年班,积极探索早慧教育,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少年英才。

20世纪80年代,中国科大在中国高校中独领风骚。1984年,英国《自然》杂志撰文称:“在中国,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,她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报考中国科大的省(市、自治区)理科高考状元一度达到16个。这个数字,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科大在一个特定年代所处的鼎盛时期;这样的盛况,也是对这所大学许多年来负重前行的一种回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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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物理系博士生丁哲,用低温AFM进行二维材料表面磁性测量。图|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甄宏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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